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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6/02
不论是社会历史还是人生，许多日后看来影响重大的改变都始于偶然。
1978年秋天的某个早上，雨果·铁林才到办公室里不久，就收到公司总裁伍尔夫·魏登格润（Ulf Widengren）看上去十分随意的邀请：“中午一起吃饭吧！”
中国人爱说“早吃饱午吃好晚吃少”。相比之下，瑞典人的午餐通常只能算是一顿简餐，即使是老板请客，也并不丰盛，正适合于边吃边谈，特别是谈论工作。果然，午餐吃到一半，魏登格润先生似是随意地提起：“今天早上，我听到广播里提到，中国将对外国资本开放，今后大家可以到中国去投资了——雨果，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做个市场调研？”
雨果很快明白，这恐怕正是这顿午饭的真正主题。中国，除了少年时学过一点的历史知识、斯德哥尔摩街头那几间未必是中国人开的中餐馆和偶尔见诸报端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革命”消息外，他所知甚少。但那个国土面积几乎等同于欧洲、有10亿人口的国度，无疑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
他们开始讨论到这个陌生而诱人的新市场去作投资、开发的可能性，从哪里着手？天晓得。两个人都同意——“首先，得找出一个合适的且有兴趣的人，由他负责调查研究和推进这个项目，眼下我们既没有相应的部门，也没有人对这个新市场略知一二。”
午饭吃完，雨果开始落实老板的意图：“谢谢您的午餐。我这就去找人，关键是要挑选一个有进取精神、适合去开发这片新市场的家伙。”
他起身，已经走到了餐厅门边。老板却叫住他，说：“雨果，不用找了。人选我已经想好了，就是你！”
这一段对话，发生在瑞典最大的制药企业阿斯特拉公司总部。
雨果·铁林，此时已是瑞典医药行业的知名人物，因为多年从事药品生产技术管理和药品研发工作，成绩斐然，人称瑞典的“制药先生”。
1978年，他51岁，正担任着阿斯特拉公司的研发技术总监，在瑞典的大学、医学院以及大小研发机构之间寻找和推动着可能开发的新药，完全没有想过，这一顿工作午餐上的“任命”，将改变他的人生走向，让他在日后有了与“瑞典制药先生”齐名的另外两个雅号——瑞典的“中国先生”和“中国驻瑞典的第二大使”。
接受了调研在中国投资项目任务，雨果·铁林直奔位于里多维根街8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我们有兴趣到中国投资，你们能不给我们上堂课，告诉我们怎么样做？”
他很快被介绍到了新设立的中国驻瑞典经济商务参赞处。双方在一张桌前坐下，彼此打量，在弄清了来客身份和意图之后，来自中国的商务参赞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到中国投资，你们是认真的吗？”
惊喜而惶恐的商务参赞，当然知道阿斯特拉公司。这间创办于1913年的瑞典制药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凭一种牙科用的局部麻醉剂起家，由于新药不断，运作得当，数十年间，即由一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成长为世界排名前40位的制药公司。
花了半天时间，交流，打量，气氛有些紧张微妙，一问一答都带着戒备和试探。商务参赞和使馆工作人员的表情逐渐从谨慎意外到热情坦诚，他们开始相信，这些瑞典人是真的希望去中国投资，生产和销售他们的专利药品，而没有其他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很欢迎瑞典公司到中国去投资。但是，对于如何引进外国资本，还需要回国了解情况，我们以前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前例可循。”参赞老老实实地告诉铁林先生。
中国外交官们显然已经决心尽力促成这个项目。从下一次见面讨论开始，他们十分坦率地介绍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法律状况，让瑞典人知道一旦去投资，将来他们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和困难：“中国确实有10亿人口，目前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但是中国还很穷，这10亿人口中大多数不可能买得起很贵的新药。而且，这10亿人只有少数知道你们的公司和产品。”
几次探讨交流、完全信任之后，中国的大使馆和参赞方面甚至拿出了一份正在国内讨论制订过程中的法律草案向他们介绍其中条款。该法律要到第二年7月1日才正式颁行，那就是中国的第一部《合资企业法》。这样的举动有些不同寻常，让雨果·铁林深切地感受到对方的诚意。
“你们不能盲目去中国投资。至少要先让在中国的医生和医药行业的官员了解你们是谁，你们的产品是什么，然后才能讨论下一步。”参赞分析说。
他还设身处地地建议雨果·铁林：直接写信到中国，说明合作意图。“你不能只给某一个医生、一家医院写，同一封信，起码要写给很多家医院和医生。如果只有一个医生反映他需要你们这样的产品，可能政府部门根本不会在意；但是如果同一段时间有五个人都说了这样的话，声势就完全不同。人多力量大。政府部门一定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巧妙的提示。刚刚担当起招商引资新使命的中国大使馆商务处，早已积极地将来自瑞典公司的投资意图通过外交部通报给了医药管理部门，不过碍于部门条块分工，他们无权、也不可能对此多做追踪干预。这位外交官深知不少政府部门都弥漫着计划经济下大权在握的衙门习气和“文革”遗留的僵化思维，明白一份鲜活的报告很可能会经过一串批示圈阅表示“知道了”之后被压在某个文件夹里风干发黄，让大好机遇就此石沉大海而无人负责。这样的中国官场“文化”不足为外人道。他大概也深知，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依然绷紧的中国社会里，每个平白收到一封外国来信的医生和医院，都会在第一时间里将信的内容向上逐级汇报，有关信息会毫无遗漏地传达到管理者耳中，从而引来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走群众路线”、“人多力量大”嘛。
几十位医生和医院的名单，都是由中国大使馆提供的。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雨果·铁林和很多国家的大使馆、代表机构打过交道，但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给他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这是我所接触到的最好、最有效率的大使馆。他们不单是一级政府机构，而是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急于想为国家作出贡献。他们不光了解各方情况，还愿意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从来不拿‘不可能’、‘不能做’来搪塞，而是积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从第一次登门之后，他就在不同场合里多次表达这种赞赏和感谢。与中国人相遇的这第一回合至关重要，如同恋爱中男女的一见钟情一样，第一印象的好感给了雨果·铁林克服困难支持投资的动力。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中国使馆人员的积极努力，的确对项目继续下去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雨果·铁林并不了解、也不懂得运用“走群众路线”这一部分“毛泽东思想”，却很能明白这个道理。回到公司，他当即起草了一封致中国医生和医院的信件，转念一想，又觉得仅以一间公司的名义发出去可能不够分量——对方对于阿斯特拉公司一无所知啊。于是，他找到瑞典制药工业协会，决定以他们的名义发了信，不光是给名单上的那些医生和医院，同时也寄给了中国国家医药管理总局。
从这一天开始，“到中国去”不再是一家公司的空想，而是变成了瑞典制药工业协会的项目，大大小小的制药公司闻讯都不免要好奇地留心关注起来。
两个月后的一天，雨果·铁林在他的办公室里收到了一纸回音。这份电传件简明扼要地通知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医药代表团将把瑞典作为目的国之一，探讨有关合作事宜。
1979年春天，北冰洋寒流南下，斯德哥尔摩市天空飘着鹅毛大雪，但田野间已是嫩草萌动，枝头春花初开。在距离市区近一小时车程的艾兰达机场，雨果·铁林迎来了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医药代表团——每一个成员手里居然都握着一份他发到中国的那封信！
斯德哥尔摩老城区内有100多年历史的宏大酒店（GRAND HOTEL），是北欧最豪华的酒店之一，也是每一年参加颁奖礼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的下榻之所。瑞典商会及瑞典制药工业协会最初将他们的客人安置在这间名声显赫的酒店，足见其重视程度。彬彬有礼的酒店前台接待员带着点好奇打量着眼前这六位中国人：五位男士，高矮胖瘦不一，却一样的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举止拘谨，穿着颜色深浅不一式样却完全一致、裁剪和面料都不够地道熨贴的西装；惟一的一位女士，戴着深色宽框近视镜，藏青色长裤套装，既无首饰，也不化妆，开口讲起英语时，发音却很流利纯正。
1979年到访瑞典的新中国第一个医药代表团由这样六名成员组成：组长邓平，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所所长；副组长，王肇仪，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副经理；李信，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处长、工程师；杜保中，华北制药厂副总工程师；李殿荣，北京第四制药厂厂长、工程师；金蕴华，国家医药局技术委员会工程师、翻译。今天看来，六个成员全都称得上医药、化工领域的专家。这与后来如过江之鲫般涌入欧美各地的许多招商引资活动和考察团截然不同。后者往往清一色由大小官员组成，缺少真正内行和充分准备，语言沟通上又存在障碍，只能蜻蜓点水走走过场。
这个外表有点寒酸的中国医药代表团很快凭着他们的诚恳、踏实、好学，赢得了雨果·铁林以及几家瑞典制药公司的认可。各家制药公司都安排了最高级别的接待——总裁亲自出面，或带队参观，或共进茶点。瑞典制药工业协会派出一位名叫罗兰·奥尔松的总干事全程陪同。接下来的一周内，他们参观了协会旗下的五家制药公司、四间药品包装材料厂、三所大学，以及掌管全部终端药房的国家医药公司和瑞典基金会。三所大学中，包括了诺贝尔医学奖评定委员会所在的卡罗林斯卡大学，那里也是瑞典新药研发的重要基地。参观各家制药公司总部，了解对方如何开发新药、如何生产运营，一切一切，都让这些已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最让他们震动的，是在看到瑞典制药企业和包装材料工厂的时候。
“我们都没见过现代化的专业药用包装材料厂，第一天看的是玻璃瓶厂，后来还有塑料瓶、金属包装和瓦楞纸的包装材料……”许多年后，已入耄耋之年的高级制药专家金蕴华还清晰地记得自己乍见“西洋镜”般的惊奇感受：灌装药品的玻璃瓶是事先自动清洗干净的，在一个‘隧道’里拉成密封的瓶管，慢慢冷却后就可以直接装箱；更别说那些既轻巧方便又密封良好的塑料药瓶了。这些药瓶在药厂里装好药片之后，由机器自动刷上标签，而所有标签都有号码，绝不允许缺漏一张，因为那可能意味着混药、错药。而国内各家药厂使用的都是玻璃药瓶，它们出自普通制瓶厂，用前也和其他行业一样随意堆放，工人穿着高筒雨靴在水龙头下刷洗晾干药瓶，通常是药厂里最脏最累也最简单的工种，洗不干净在所难免。
希望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的瑞典人此时怀着好奇和信任，将一间间工厂向这些中国同行们敞开。每一间厂生产的药品全不相同，从大宗解热镇痛药到激素、抗肿瘤药、心血管药和临床营养产品，有的他们早已熟悉，有的全然陌生，有些产品本来他们已十分熟悉，比如维生素C，却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它被制作成大大的泡腾片，一旦投入水中便滋滋作响释放出气泡，口味清新如饮料，既可口又有趣。这些人在国内全都深谙药品生产流程和工艺，一遇上新鲜不懂的地方，总要凑上去仔细研究一番，向主人发问，还随身带着笔记本，随时准备做记录。也因为内行，所以愈看愈暗暗心惊，脸上的表情也不免沉重。
参观间隙，在阿斯特拉公司种植着高大雪松的院子里漫步，或者是在休息室里端着咖啡享受饼干甜点时，他们几乎都忍不住要叹着气感慨：“唉，差得太多，我们落后得太多了！”
“主要是制剂方面。原料药，我们的生产条件差不多。”来自华北药厂的杜保中补充道。
生产青霉素是华北药厂的长项，谙熟其生产工艺的杜保中特地提出要参观一间抗生素生产厂。他很快发现，虽然从最初的发酵、合成、提炼制成药粉的工序大体一致，但到最后成为针剂、胶囊等制剂的加工过程，从生产设备、工艺到管理程序，都显得极其复杂和严格，国内药厂断难轻易做到。
卡比·维切姆公司的一种“英脱利匹特”脂肪乳剂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虽说都是制药方面的专家，他们却没人见过或者听说过这种叫作“静脉营养输液”的东西，只知道病人虚弱时要加葡萄糖盐水，早年留学美国的金蕴华还知道有氨基酸输液。卡比维切姆公司的生产厂就设在斯德哥尔摩，洁净的车间里有高大的不锈钢密闭储罐盛放原料，七台看上去十分简单的均质机通过高压并在乳化剂卵磷脂的作用下将大豆油的分子打散，变成了看上去润滑而温厚的乳白色溶液，在密封无菌的车间内半自动化地灌装、加盖，经过几道检验，最终成为可以输入病人静脉满足身体供能需要的人工营养产品。
这是对洁净度要求最高的一个参观项目。他们穿上白大褂，用无纺布制成的一次性帽子罩住头发，穿上一次性的鞋套，也只能透过参观窗远远张望生产线。卡比·维切姆公司特地请来静脉全营养输液的发明人、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惠特林教授（Dr. Wretlind），配上幻灯片向中国客人讲解脂肪乳剂的成份、作用机理和功效。这场报告的听众够少，加上需要翻译，惠特林教授并不清楚他们能够理解多少，但客人们的确听得认真，全都搬出笔记本，还不时互相讨论上几句，提了不少问题，可见兴趣不小。
惠特林教授不知道的是，仅在不到两年前，中国刚刚经历了近四百年来最悲惨的一次天灾：在河北唐山，破坏力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的能量在距离地面16公里的地层内爆炸的可怕地震，使得24万人丧生，16万人重伤，唐山城一时成了废墟，与之相邻的整个京津冀辽地区都受到不小影响。这些中国的医药企业管理者们对唐山地震后的救灾工作多有参与，都曾耳闻目睹过大量的伤员因为没有足够的血液补给，不能补充人体必须的氨基酸、脂肪和维生素，要么身体虚弱到无法支撑过手术，要么在术后伤口久不愈合以至丧失了活下来的机会。这一惨痛记忆此时正被唤起，让他们感慨地议论：“如果当时我们有了这种营养输液……”一时间，大家都认定这个产品重要，将来项目引进、建设生产线时应该优先。
一周过去，利用周末参观过装饰简朴而大气的瑞典王宫和作为斯德哥尔摩市象征、诺贝尔奖颁奖地的市政厅建筑，代表团就准备启程回去——他们本非决策者，任务只是实地考察和回国后向上汇报。然而，中国驻瑞典大使秦力真却在这时拉住他们说：你们不能走。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马仪带队的中瑞混合委员会中方小组就要到了！
回到1978年的中国，北京。
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三个年头，也是这个在战争、政治运动和权力争夺之中创痕累累、封闭虚弱的社会主义国家重新走向世界的第一年。后来有人甚至称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
1978年留在中国人脑海中的深刻记忆，包括了春天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夏天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冬天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科学大会上，邓小平第一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召开后不久就被中国的政策研究者们总结为“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对内，农村包产到户之类灵活做法得到肯定；对外，则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一句话，就是“改革和开放”。这一年，国家派出多个经济代表团出访，几乎一律奔赴欧洲、北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每个代表团回国后都要交出详尽的考察报告，总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管理经验，结论都是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连不大爱出国活动的邓小平这一年也频繁出访。
和官员们的出国潮同样热浪涌动的，还有西方来客。中国的大门开启了一条缝，门内的确切情形一时之间还难以看个清楚，然而，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经济利益，对于资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让资本家们忍不住要伸出触角来试探和冒险。这一年，欧洲北海石油公司来了，向中国的石油部提议，以“风险投资”方式合作开发渤海油田，中国官员完全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来了，提到的进入中国方案竟然多达10种，让接待他们的国务院“引进办”负责人眼花缭乱；再晚一些，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也来了。后者受到近乎元首规格的接待，也给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带来5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
然而，真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两年里获得批准建立的合资企业并不多，而且其中多数来自香港或者华侨投资，企业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够高。比如中国工商部门颁发的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001号，就是由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和一位香港商人合资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注册资本588万元。更多的国际资金还在犹疑观望。一方面，国内有人担心这些“白色”资本会让中国变色；另一方面，西方投资者们对在中国经营的资金安全和未来收益等全无把握。行事规范的大公司不可能因为某个国家的振臂一呼就贸然加入投资行列，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投资环境：除了来自政府官员的许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提供可信赖的资本安全保障，尤其是，没有一条相关的法律。
1978年10月，初来中国的通用公司代表团在谈判中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中国有一部政府法律，公布后投资双方可依法办事。请示了邓小平后，有关部门当即邀集国内专家在一间招待所内开始起草关于引进外资、合作经营企业的新法规，经过50多次修改，还请来美国的法律专家顾问，只用了大半年时间，中国的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即编制完成，并且迅速获得全国人大批准。在许多大公司看来，这部法规为引进外国资本进入设定了太高的门槛：十分强调转让技术和合作管理，最长的合资期限却只有25年。这让那些更关注如何从中国市场获得长期回报的企业们因担心技术泄漏、得不偿失而迟疑不定。
这一年，制药行业内也有不少外国企业跃跃欲试，希望尽早占领这个有1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1978年6月7日，国务院刚刚批示，将医药行业管理从原来的化工部、商业部、卫生部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国家医药管理总局。这个新组建的政府机构要到第二年年初才真正运转起来。在此之前来到中国探路的那些跨国制药企业，比起其他行业来更多了几分不确定，他们中间，包括了后来进入中国的OTC药品市场、以大手笔的广告宣传而一度家喻户晓的比利时杨森公司和美国施贵宝公司等。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同为国际知名制药企业的阿斯特拉公司的举动，就会发现：到中国去投资，决非公司总裁听到一则广播新闻后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而是一个时代大潮下的顺势而为，至少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况且，它还是瑞典和中国两个国家政府努力推动的一个庞大合作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1978年，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然而瑞典不在此列。这个北欧王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政治上一直坚持奉行中立，经济上则崇尚自由贸易，反对人为筑起的任何壁垒、关口。它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西方国家。1950年，新中国才诞生几个月，瑞典就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漫长的冷战时代，中国几乎与整个西方阵营相对立，却与瑞典保持着持续稳定的贸易活动，只是由于“文革”才陷于停顿。
这是两个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从气候、地理、人口到经济、社会等诸种表征都截然不同的国家，但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是：两国的文化却自有相通之处。一个初来中国的瑞典商人可以在中国的中小城市中找到“适合我们瑞典人居住的地方”，虽然他无法清楚地说出“适合”的条件究竟是什么，但看得出他生活得很是自在轻松。另一位瑞典专家在退休后选择了定居中国，因为在度过多年寒冷冬季和漫长黑夜之后，他更希望在这个长有温暖阳光的热闹国家里安静地生活。
一俟“文革”结束，这两个国家很快有了加强经济贸易往来的意向。1978年，就在阿斯特拉公司研究发展部总监雨果·铁林受命进行“中国项目”调研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和瑞典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为两国间的工业技术合作举行谈判。12月5日，两国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典王国关于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和瑞典政府的代表胡斯在协议上签了字。
这份协议只有五项条款，两页内容，完全是一个极其简略的框架性文件。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在各自的法律和规定的范围内努力促进和便利两国之间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旨在有效使用现代化工业技术，把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二条 为了创造条件以实现有关方面就具体合作项目所签订的协议，缔约双方根据本协定特别在以下几方面加以鼓励和促进：
一、在双方主管当局、机构、组织、企业以及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家之间进行接触；
二、交流两国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包括实现合作的总的条件和前景，并交换与合作项目有关的资料；
三、两国派代表团互访，以及在两国举行会议、座谈会、专题讨论会和展览会；
四、联合进行研究和发展工作，尤其是发展和改善生产程序和制造技术；
五、在设计和建造设备和系统方面进行合作。
第三条 双方主管当局、机构、组织与企业之间关于合作的安排或合同所带来的产品与劳务的交换，按照两国间有效的贸易协定和两国适用的法律与规定进行。
第四条 成立中瑞政府间的混合委员会，以检查本协定的实施。委员会根据互相商定的日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瑞典开会。委员会设法确定对双方有益的工业、科学技术合作的领域。缔约双方通过委员会并且不断地通过在每一国的常驻外交代表，就合作的机会交换情况并将有关情况提交两国的主管当局、机构、组织与企业。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十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未以书面形式宣布废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每次顺延五年。本协定失效，不影响在本协定有效期内直接有关方面签订的合同的有效性。
如此粗略扼要的协定，是否能够落到实处，完全要看两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实际的沟通和操作进程中准备付出多少努力。瑞典方面显然十分积极，协定才签字，瑞典贸易促进委员会方面派出的工作小组已经来到北京，了解哪些工业和科技领域有需要、也有可能开展合作交流。双方列出的备忘名单包括了11个方面，其中尽多石化、冶金、电力、机械、汽车、电子通讯、食品等一旦合作则投入资金和产出效益都十分巨大的基础项目。“医药”也在名单之中，不过因为行业规模不大、份量不足，只能叨陪末席。
从1978年底开始，由瑞典商会出面，邀请列入名单的11个行业领域派出代表团陆续赴瑞典考察，与相应的部门机构和公司洽谈，医药代表团是其中最后抵达的一个。然而，前10个完成考察谈判的领域中，竟然没有一个项目能够谈成合作。谈不拢，自然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后来说起来颇有些可笑：只因为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往往双方对坐两三个小时，有关问题只能说个皮毛，而无法深入，相互都不得要领。瑞典人在外语教育上做得相当成功，受到良好教育的多数国民除了瑞典语之外，都能流利自如地使用英文，而且口音十分纯正，有人甚至说瑞典是“除了英国之外，能将英语讲得最好的欧洲国家”。问题出在中国。由于“文革”中学校教育中断，加上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学习外语时只剩下一种选择：俄语，到了二三十年后突然对外开放、试图与西方国家对话的时候，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专业外语人才还刚刚进入学校学习ABC，中青年中靠着勤奋自学粗通英语者不少，然而在语言和专业知识两方面都有较高造诣、能够毫无障碍地进行专业技术谈判的人才，万分稀缺。
这样的状况真是急坏了中国驻瑞典大使秦力真。两国政府间签下的协定，眼看就要打了水漂，如果连一个项目都没谈成，怎么对领导交代？这最后到来的一个医药代表团，无论如何，都要促成一桩“好事”。何况，这个团队既有足够的专业背景，也难得地并不存在交流障碍——几个人中最年轻的李信本来就负责对外合作工作，一直在华北药厂负责援外工作的杜保中也能够用英语讲解，担任翻译的金蕴华，更是1950年回国的留美博士。
在大使馆建筑的地下二层隔音室里，代表团将长途电话打回国内，向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副局长齐谋甲请示，秦力真大使也出面解释了眼下境况和自己的担忧，希望得到支持。齐谋甲同意医药代表团分成两批回国，其他人先走，李信和金蕴华留下，等待中瑞混合委员会的中方小组到来后继续与瑞典方面谈判——按照“外事纪律”，与外国人打交道，必须要有两个人，可以互为监督和证人，否则很难证明你是否清白、可靠。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个个心有余悸，对此格外认真、自觉。
“我可逮住你们了！这回一定要谈成！”对着留下来的李信和金蕴华，秦力真一再叮嘱。
秦力真大使并非中国外交使节中的名流。他是河北冀县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以后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秘书长、外交部签证处处长。这一年，他64岁，不待到这个医药合资项目展开，已离开北欧转任驻新西兰大使，直至年过古稀后从外交岗位退休。此后外交界人士再度提起他，只是因为他的小女儿嫁给了大学同学、一个名叫李肇星的爱写诗的山东人。
受秦大使挽留延期回国、后来在整个中瑞医药合作谈判中一直担任翻译的金蕴华，出身于医药世家。父亲金宝善是我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曾担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和中国驻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任代表。受家庭影响，金蕴华选择了医药专业，且先在教会中学读书后留学美国。1950年，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25岁的美国普度大学药物化学哲学博士金蕴华经香港回国，同行的另一位年轻博士是日后以“两弹元勋”为人所知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金蕴华在上海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任教同时担任翻译，没有英汉化学词典，就大着胆子自己创字翻译一些医药用字和名词，我们今天常见到的中文药品名用字如“吡”、“啶”“呋”之类，都是这样按拉丁文等发音生造的新字。1978年，她53岁，在新成立的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对外合作处工作，在这个人才青黄不接的年代里，她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5月4日，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带着中瑞混合委员会的中方工作小组到了斯德哥尔摩，调研各个领域，筛选可以合作的项目。马仪手里同样握着一份合作项目的预备清单，依照各个项目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如何排出了先后顺序。作为两国协定的签字人，对于促成项目合作，马仪比其他人更显得责任在肩，也更多担心。他与秦力真、金蕴华、李信等人见面讨论并参观了瑞典制药企业，几乎是一夜之间，便在心里作了调整。将与瑞典政府方面讨论合作问题的当天早上，通过医药代表团的安排，他会见了雨果·铁林，告诉对方，因为“在昨晚临睡前仔细想了一想”，他已经改变了主意：
“听了医药代表团的考察情况和他们从调研中得出的结论，我会在今天和瑞典政府讨论时，优先推荐中瑞制药行业的合作。请你们也多做努力。”
事情到此才刚有些眉目。在马仪带领的中方小组离开瑞典之前，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合作建设一座药厂，将瑞典的专利药品引入中国。在耽搁大半个月后，金蕴华也总算回国了。阿斯特拉公司总裁伍尔夫·魏登格润将一大捧明媚动人的黄玫瑰送给这位“MADAM 金”，感谢她因无人替换、每天从清晨到深夜翻译到嘴唇发麻的勤勉工作，并文雅地赞誉她翻译的水平必定很高，因为“每当演讲或闲聊中有了可笑之处，中国朋友们都在那个地方笑了”。这让她十分自豪。等到了北京，金蕴华才知道，85岁的老父亲金宝善突发中风，已住进医院，而她是他在国内的惟一子女。
访问瑞典的医药代表团向中瑞经贸合作混合委员会和国家医药管理总局领导两方面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瑞典制药工业的情况，尤其是他们严格的生产管理流程，结论是：瑞典方面乐于投资。如果我们能引进其先进设备和生产技术，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医药工业、尤其是制剂生产水平。
报告里可没说要“合资”，代表团成员杜保中说他们“想都不敢想”，因为毫无先例。写报告前他们特地去请教了才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仁的一位顾问。这位专家很干脆地支持说：这个药厂可以办，也应该办，办起来就是全国第一家。然而，新成立不久的医药管理总局因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还顾不上此事。有人看了他们的报告，私下嘀咕说：“我们自己建了这么多药厂，都生产得好好的。什么GMP，外国人净唬人！”时值春夏之交，国务院刚刚宣布要对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进行三年调整、整顿，强调要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经济管理体制，搞好现有企业。再有这样的舆论，对这份报告，医药局就不太起劲。反而是几个消息灵通的沿海省市，风闻有这么一个利用外资的项目，都悄悄地打听它的前景如何。
10月下旬，瑞典制药工业考察团辗转飞到北京，五家瑞典公司各派一位代表，加上瑞典制药工业协会的罗兰·奥尔松和翻译，怀着极大好奇和疑惑，来看这个国家的开放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否真能合作。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医院、药店和制药厂，又来到河北石家庄，去看中国医药人最引以为傲的华北制药厂。身为厂副总工程师的杜保中作介绍时，神色语气都流露着自信和自豪：
“这是中国最大的化学制药企业，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项目，从1953年到1958年，花了五年时间建成，包括了前苏联援建的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由民主德国引进的药用玻璃厂，当时的总投资是7588万元，有些设备比苏联的同类药厂还先进。华北药厂建成后，中国才有了大规模生产抗生素的能力。解放前，因为完全依赖进口，在中国买一支80万单位的青霉素，最贵时得花上1两黄金……”
占地庞大却井然有序的华北药厂，的确让瑞典客人们对于设想中的中国项目多添了几分信心——不是因为华北药厂的设备先进、技术过硬，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批认真、勤恳和聪敏的中国制药人。
他们带着考察厂址的任务，从北京沙河跑到上海郊区，从浙江杭州来到江苏的苏州、无锡。雨果·铁林等人在这次旅行中更真切地了解了中国的现实。即使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国人也属于“稀有动物”，到了中小城市和城郊地带，这队身材高大、脸膛红红的日尔曼人后裔身上更是粘满好奇打量的目光，仿佛他们是来自外星而不是欧洲。在杭州，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奶奶大着胆子走近来摸摸雨果·铁林手臂上的汗毛，然后抬起头看着他叫：“真像猴子！你到底是猴子还是人？”如此纯朴却失礼的话让中方陪同人员十分尴尬，雨果·铁林却不禁莞尔，回到瑞典后多次讲起这个故事。因为那一刻，他明白了在普通中国人眼里，他们是多么奇特的怪物，意识到了两种文化差异巨大，但只要是双方都能赤诚相待，沟通熟悉，总能超越偏见阻碍，获得成功。
他们在几座江南城市间旅行，既不能乘飞机，也没有高速公路，惟一的交通工具是火车。最快的是一班旅游火车，从杭州到无锡也要十个小时。从车站到硬座、硬卧车厢都人潮汹涌，像在逃难而不是旅行，场景让人心惊，雨果·铁林从中看到的，则是他们的药品需求市场会有多大。重新回到北京时，雨果·铁林已在和中方商量，双方立刻组成项目小组，着手做“工业可行性研究”及谈判。中方点头同意。不过，到了当晚10点钟，李信和金蕴华又来敲开雨果·铁林的房门，有些脸红地问：“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叫‘工业可行性研究’？”
计划经济下的新中国，沿用的是苏联经济建设模式，只有按计划执行的“项目建议书”，李信们没听说过“可行性研究”，更不知道西方的工业项目立项程序。然而，出于代表国家对外形象的顾虑和强烈的自尊心，这些中国人不愿在正式场合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懂！捱到最后，才悄悄来找铁林，一则因为他的诚挚厚道，二则因为，实在无法“自力更生”解决问题。
“这是我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中国，人们听到意见和建议后对你点头，并不意味着同意你的观点。他可能完全不得要领，或者持反对态度。微笑点头只是这个礼义之邦的礼貌习惯，表示‘我听到了’、‘我在认真地对待你’。”以后，每当有瑞典企业准备到中国做生意时，雨果·铁林总是会这样提醒对方。他在与中国人多年合作中总结出了很多类似的提醒，多到足够编一本“中国文化指南”。
当晚，雨果·铁林不仅将“工业可行性研究”的程序、要求和通用报告结构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一番。临了，还拿出一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编辑出版的《工业可行性研究手册》，代表瑞典制药企业送给中方。金蕴华将这本英文手册拿回去看，因为新词太多，看得一头雾水。她到外经贸委寻求帮助，对方却也像看到宝贝似地告诉她：“这应该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本《工业可行性研究手册》，如果你能把它翻译出来，对我们对外引进项目会有很大帮助……”后来，金蕴华果然在参与华瑞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谈判的同时，将这本代表国外先进经验和通行做法的手册翻译成了中文。
1980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也是中国的小年夜。由高惠如、杜保中、李信、金蕴华、申中一——时任山西省医药局总工程师，后来华瑞基建工程的负责人之一——组成的领导小组代表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与瑞典制药工业协会的六个成员公司在斯德哥尔摩达成意向性协议：双方同意就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进行可行性研究，并且“如果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双方都有利的话，可为将来的合作制定基本的设想”。
国家医药总局副局长高惠如出现在这个项目里，实属偶然。负责对外合作谈判的原是医药局外事司司长林栋——一位生长于台湾、早年留学日本、以后投身抗战的老革命、制药专家，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也是我国制药业对外合作的功臣——在出访前意外地摔伤腿骨，中方临时换将，由高惠如接手带队出访。这一偶然变化，对华瑞日后的发展影响颇大。不仅是因为高惠如变成了华瑞的第一位董事长，更因为整个项目一波三折动荡不定，许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与这位满头银发、精干漂亮又个性十足的女局长有关。
按照瑞典人的提示和建议，可行性研究的专家小组由中瑞双方各抽7人组成，调研和研究工作以瑞方为主，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先由瑞方写成，再翻译成中文。瑞典方面提交的名单里，六个成员分别代表有意投资中国的几家企业，同时也代表着不同的研究角度：小组负责人奥奈特是阿斯特拉公司的东南亚区域经理，常驻新加坡，对亚洲的市场和营销有发言权；奥拉·维斯汀是财务专家，负责从经济、财务角度对未来企业进行研究……中方也另调精兵强将，除了杜保中、李信、金蕴华，又加上了江苏省医药工业公司的王关松、山西省医药局的徐友镇和河南省医药局的朱明英，他们在制药行业经验丰富，有的是药厂设备专家，有的甚至能在机声隆隆的车间里听出哪里出了什么毛病，对药品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多半都能一把抓，但却远不如瑞典人那样专业分工明确清晰。瑞典人说，可行性研究需要的是数据，比如建设一家药厂的平均投入、生产设施水平、劳动力成本、利润率，等等；但中国人能提供的更多是一个粗略模糊的描述，即便有了数据也是“牛头对马嘴”，互相碰不拢。至于医药市场信息，更是一笔糊涂账：中国的市场到底有多大，消费者对价格的承受力有多少，哪类药品产品应该最先引进，全都没有谁说得清。中方提供的药品销售量是以公斤为单位的，指的是原料药产量，因为这个刚刚走出缺医少药的基本困境的国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制剂和制药工艺的重要性。
瑞典人请来香港的专业公司做市场调查，结果一样让人困惑。以脂肪乳为例，他们走访南京军区总院黎介寿、北京协和医院蒋朱明、上海中山医院吴肇光等医学专家，得出的结论让人很是乐观。“协和医院现在每年脂肪乳用量在1000瓶左右，全国这么多家医院，每个月至少需要两三万瓶吧？”蒋朱明这样肯定。然而除了这几位专家之外，其他医生绝大多数都对“临床营养”并无概念，听了产品介绍，露出的表情多半是狐疑不解，并不兴奋和积极：“把这么一瓶‘牛奶’打进血管里去，会不会死人啊？”打量着透明玻璃瓶内的乳白色液体，这样担心嘀咕的医生不在少数。
困难重重的调查研究工作断断续续地做了大半年，人人头疼。负责财务测算的奥拉·维斯汀觉得，要用一堆既不完整也不准确、七零八落的数字预测公司未来的投资、运行和财务情况，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还要加上一个他们在其他地区从未遇到过的难题：外汇平衡。刚刚开放的中国，出口业务才起步，外汇极度紧张，各行业项目都要立足自行解决。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希望能用人民币投入，但按照测算，建厂需要的外汇额远远大于人民币。
讨论起引进哪些产品，也是磕磕绊绊，争论不休。几家瑞典公司愿意提供产品，但市场测算的结果，又让他们忧虑不安。除了阿斯特拉的片剂博利康尼和倍他洛克之外，中方最看中的是卡比·维切姆公司的静脉营养输液，那是在中国完全空白的领域。但真要投资建设输液生产线，至少要有每年30万瓶的市场容量才行，也就是说，每天要在中国的医院里用掉1000瓶。他们对此毫无把握。对未来市场容量的最乐观估计是：到2010年，中国脂肪乳需求量可达100万瓶。
这个巨大而瘠薄的新市场，看起来真是一根“鸡肋”，好处不大，风险麻烦不小。奥拉·威斯汀得到的第一个市场预测数字甚至比这个还要小得多，中国医院每年只能“消化”脂肪乳16000瓶。他一拿到这个结果，就忍不住给雨果·铁林发去一份电报，问他：“怎么能决定在这里建一座生产厂呢？”雨果·铁林很快从瑞典传来了他的回答，简洁、幽默而明确：“既然他们说要16000瓶，就表示有市场需求；将来建了厂，就会有更大的需求。”
卡比·维切姆公司生产线上，由大豆油、从蛋黄中提炼的卵磷脂等原料制成的纯白色脂肪乳给了中国医药代表团成员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到国内，对协和医院外科的拜访更让他们坚定地相信，这是最有必要引进的药品之一。
协和医院的蒋朱明是国内少数以临床营养治疗学研究为专业的医生和学者之一。他1979年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肠内、肠外营养的文章，是中国在这一领域内第一篇有国际登记的论文。他告诉高惠如等人，国际医学界公认，临床营养是20世纪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中国在这方面研究起步并不晚，但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产品的支持，离开了产品，医生临床治疗时难为无米之炊，也很难有什么作为。
在中国一说“营养”二字，人们的理解就是“食补”。但在西医看来，中国传统的“补”只能归入针对健康人群的公共营养一类。而临床营养则针对病人，除了对营养性疾病如营养不良、肥胖症、脂代谢异常、微量元素缺乏等的诊疗之外，主要指的是在患上其他疾病时，通过膳食管理和胃肠外静脉营养，来解决身体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并辅助疾病的治疗。
在西方，现代临床营养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中期。首先被发现和使用的是静脉输注葡萄糖、电解质溶液和白蛋白血制品等物质，但人们不久就发现，光靠这些，对危重病人来说疗效十分有限。人的机体要进行合成代谢，还需要其他营养物质，像氨基酸、脂肪、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1961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惠特林教授发明了第一个均匀稳定、有良好功效的静脉用能量物质——脂肪乳剂英脱利匹特（Intralipid）。1968年，美国的杜德里克教授（Dudrick）等人发表文章，首先报道了应用全肠外营养（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TPN）的实验及临床研究结果，证明用这一方法的营养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受到宇航员饮食启发的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 简称EN），也在第二年由兰道尔（Randall）发明。此后二十多年间，临床营养产品，不论是肠外营养还是肠内营养，在欧美发展得十分迅速。
新中国第一个医药业代表团在瑞典选择合作生产的新药品种时，“一见钟情”的，正是惠特林教授发明、由卡比·维切姆公司生产的这种脂肪乳剂——“英脱利匹特”。它也是静脉营养输液乃至整个临床营养治疗的一种主要载体，对于那些不能通过正常的饮食途径维持和恢复正常必需脂肪酸水平的病人，比如手术前后营养失调、营养障碍、烧伤、长期昏迷等患者，能够通过静脉给养来提供浓缩的能量和必需的脂肪酸。英脱利匹特的主要成份是大豆油、卵磷脂、长链甘油三酯等，在匀质机的高压下，通过乳化形成与人体乳糜微粒相似、直径小于1微米的水包油微粒，极易被人体所吸收。每1升10%脂肪乳可以提供1100千卡热量，相当于5.5升5%葡萄糖溶液所提供的热量。
脂肪乳的生产过程听来简单，实则不然。因为是直接输注到静脉血管中的药品，使用者又多数是免疫能力低下的危重病人，药品的质量尤为重要。因此对于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中环境、设备及人员的洁净要求、空气中的粒子要求、环境温度要求等等都非常苛刻，一旦某个环节在药液中混入杂质、超过标准的微粒或微生物，即便最终灭菌合格，也会引起热源反应，临床使用时出现发烧、寒颤等症状，严重的将导致感染，甚至危及生命。工业时代里，整个生产流程设计的精密、繁复、流畅和严格，都能从输液行业中得到最细致的体现，而要用文字描述，却是一件费力而容易让人感到枯燥的事。
据说，护理专业的创始人弗劳伦斯·南丁格尔小姐（Florence Nightingale）根据护理实践中的细致观察，在1860年就提出：每年有无数病人“在富裕中饥饿”，约50%的病人“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营养不良”，原因是缺乏有效的、使病人摄入食物的方法。1977年，两位美国医生布莱克伯恩（Dr.Blackburn）和穆勒（Dr.Muller）证明说：医院里有25%至60%的住院病人患有营养不良症，病人会因机体免疫力降低，而导致感染肺栓塞、呼吸衰竭、伤口不愈等并发症而致命。按地区分类，欧洲有三成住院病人营养低下，拉丁美洲则高达五成——比例与国家的经济水平、人们的普遍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尤其是肿瘤病人们，如患上与消化系统有关的肿瘤，患者的营养不良率超过85%。
中国很晚才开始做这样的调查。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对全国403所医院住院病人营养不良发生率的一次专题调查显示，中国的外科病人中，营养不良发生率为43%，神经内科和内科病人营养不良者占30%—35%，重症监护病房（ICU）则高达60%—65%。营养不良发生率高，意味着一些原本与死神无缘的患者，会因为缺少营养支持而无力抗御疾病侵害，因为过度虚弱而导致并发症而死亡。有人研究，如果一个病人在一个月内体重急剧减轻达20%以上，不管其原发病是什么，都会因营养衰竭而死亡。
“营养不良也是一种病”，一位知名外科专家这样断言。然而，一个社会，恐怕只有在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富裕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关心到“营养”，费用不低的临床营养产品也才会有足够的市场需求。1980年代初的中国，与“富裕”二字隔着深沟大壑，远远没有跨进这样的时期。“病人是被活活饿死的”说法，听来十分新鲜。关于临床营养，在医学院的教科书中要么只字未提，要么一笔带过。
1980年9月15日成稿的第一份“关于在中国建立中瑞合资企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合作项目“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然而，“利润率和外汇平衡是不可行的”。这意味着，他们即将建立的新公司收入不够，投资回报率很低。
“能不能做点儿调整，让它多点儿‘可行性’？”得知这一结果的高惠如找到奥奈特和维斯汀先生，试图说服他们。但奥拉·维斯汀表示，报告实在没有多少可以改进的地方。
“最好的办法，是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先进口一些产品试销，等到市场培育起来、对市场容量也能做出较为准确判断的时候，再考虑其他事情。”回到阿斯特拉公司，奥拉·维斯汀这样建议。但这不符合中国一年前刚刚颁布的第一部《合资企业经营法》。这部一露面就广受外国资本关注的法律规定：外资企业必须要在中国先建立生产设施，然后才能销售产品。这意味着，要进入中国市场，只能先建工厂，而不是相反。
无利不起早。哪怕主事的雨果·铁林对中国人再多些好感，也必须按可行性报告的结论行事。项目计划就此搁置。
转眼已是1981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更加积极明确，跨国公司或外国大型企业跑中国的频次明显增加。在制药行业，施贵宝、史克、杨森等世界知名制药企业与中国的合资谈判相继起步，有的已是紧锣密鼓，志在必得。与瑞典人同时来和国家医药总局联络的日本家族企业大冢株式会社的总裁大冢明彦更是抢先一步，将其葡萄糖输液产品打入了中国市场：1979年下半年双方才开始项目谈判，1980年8月已签订合资合同。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落户天津，成了中国制药行业的第一家合资企业。
大冢项目中，中方和外方股东都只有一家，加上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中日两国文化相近，主持项目谈判的国家医药总局外事司司长林栋又是20年代留学日本的医药专家，种种因素注定，这一合资项目进展得更为顺利。瑞典的制药企业可谓“起大早却赶了晚集”，眼见着就要因犹豫迟疑而落后、落空。
很难说是受了当年中瑞两国间外交大事的促动，或者是中国大冢项目签约以及其他外资项目展开谈判消息的刺激，还是接手谈判的高惠如等人的诚意打动了瑞典方面，甚至，完全是由于几家瑞典公司对这一新兴市场一致的乐观预期和不甘放弃——使得谈判在一度暂停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恰好，碰上了1980年底瑞典克郎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走高，公司的财务测算有了让人乐观的基础。总之，到了1981年4月，中瑞专家小组再度把自己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一间招待所内，忙乎了两个多月，到6月30日，又拿出了一份针对已完成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补充报告”。
这显然是一份“可行”得多的乐观报告，一切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生产能够盈利，外汇能够平衡，投资能够保证。
其中最关键的修改，就是总投资和生产规模缩减，原来计划引进的瑞典六家公司产品，现在只剩下了阿斯特拉公司的片剂和卡比·维切姆公司的静脉高营养输液，且产量均相应减少；原来的现代模块建筑也被改成了普通厂房。最早研究中超过2000万美元的投资一下子缩减到1200万美元，将由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出资600万美元，瑞典制药工业协会出资600万美元。投产后的合资企业包括片剂和输液两个车间，片剂车间采取一班制生产，年产5亿个药片，输液车间同样只算一班制生产，年产静脉高营养输液50万瓶。年销售额3，590万元，其中出口及返销额占1，024万元，扣除所得税等税费之后可得净利润259.1万元，资本利润率为12.7%。正常生产年度付息后净结余外汇167万元人民币，基本做到外汇平衡有余。
这一年9月，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携王后访问中国，成了数千年来第一位踏上中国领土的瑞典元首。这位国王1973年承袭王位，两年后瑞典就通过了新宪法，规定国王不再掌管实权，但瑞典人仍然视其为“国家的象征”。时年35岁的古斯塔夫也很能“与时代同步”，他最乐于从事的事情之一，就是利用出访外国等机会，促进瑞典工业技术的对外出口。不过，眼下瑞典在中国还没有什么企业项目可说。除了充满希望但又结果未明的合资药厂之外，只有爱立信公司刚刚开始与中国的电信部门接触，表示愿意为还在使用拨号电话的北京提供7500门程控电话。
9月14日，在欢迎古斯塔夫国王的宴会上，中方恳切地询问：为发展中瑞友好关系，瑞典政府有没有可能在中国投资建设某些项目？
“当然。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包括国家资本在内的投资项目在中国开展。”古斯塔夫国王显得胸有成竹。话中所指，正是瑞典制药工业协会的合资项目，瑞方的五家投资者中，卡比·维切姆、利奥等都属“国有企业”，有国家资本在内。在国王看来，他们的投资，当然也算是国家资本的投入。然而，中方领导人哪知其中因果？他们并不明白，在这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国家里，政府不可能直接出面参与项目、干预投资，国王更无此权。于是，中方有关部门在古斯塔夫国王走后追问瑞典政府：准备何时、在哪个行业和地点、如何履行承诺、进行这个投资呢？……有点尴尬的难题交给了工业部长，后者轻轻松松地想出了变通办法：请瑞典发展中国家工业合作基金会参与在中国建设制药厂的项目投资。
瑞典基金会由此“受命”加入这个项目。基金会隶属于瑞典政府，以扶持瑞典中小企业发展、帮助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为目的，但日常运行相对独立，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监督管理系统，以保证基金安全乃至投资收益，多年来运作得相当成功。虽然是半路加入，调研时间有限，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基金会当然兴趣浓厚。事实上，它也从此打开了通往中国市场的投资途径，以后20年间总共资助瑞典企业在中国建设了8个不同项目。
一切顺利。现在这家可行性尚存疑问的未来中国药厂，已有了“政府项目”的色彩，再无退路。
就在古斯塔夫国王访问北京的同时，中瑞制药业合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补充报告”正摆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张长桌上接受长时间的讨论争议。乐观的结论让大家精神振作，气氛趋于融洽。事实上，只要对国际医药市场、中国的经济体制乃至药品生产稍有些思考的人，都能看得出，这份报告中仍然存在诸多不合时宜和含糊不明之处。譬如，一间拥有先进技术设备和高品质生产管理的工厂，只按一班制生产设计，势必意味着设备、人员的闲置和成本加高，原本已价格不菲的瑞典首创药品再加上生产成本的抬高，是否能够在这个贫困人口占60%的国家顺利实现销售？已在欧洲有了稳定运行的工厂的瑞典公司，干嘛要远兜远转、加上一大笔关税和运输成本地“返销”中国产品？如果不能实现，则所谓12.7%的利润率和“外汇平衡有余”的结论，都不过是一纸画饼。
谈判桌上，代表中方的高惠如尽管态度积极，却也有些发愁：真要从国家计委拿到600万美元这么大一笔外汇来，决非易事。
改革开放三年之后，整个中国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明显进步，但中央财政正呈现严重赤字，其中部分原因是对外引资操之过急：中央政府在1978年做了一个高达600亿美元的引资计划，在从能源、有色金属、汽车到军工、电子等行业全面铺开，而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不可能具有相应的付款能力。1981年宏观调控开始，全面压缩计划外投资，力保国有企业运行，整整一年里几乎没有一家新开工的大型企业，上海宝钢等大手笔购买国外设备的项目都大受质疑。一个合资项目这个时候伸手去要600万美元，无异于自撞南墙。
中瑞双方斯德哥尔摩会议只能含糊作结：“继续寻找解决遗留问题的建设性方法，特别是资金筹集问题，并提请两国的有关权威部门提供一切积极的支持……以便作为双方进行另一次会谈的基础。”
又是另外的大半年。双方各自去寻找权威机构：高惠如回到医药总局去请示国家计委，看看究竟这一年能拿到多少外汇额度，合资项目有没有可能得到破例，甚至还动用私人关系到国家计委寻求帮助；瑞典制药工业协会则获得瑞典中央银行的支持，后者承诺，可以用出口信贷帮助解决外汇投资不足的困难。
直到1982年4月22日，持续两年零两个月的漫长的可行性研究，经过在北京的又一轮11天谈判，终于达成了“最后结论”。中瑞双方同意，各自出资600万美元，其中：中方的出资是100万美元外汇，加上相当于500万美元的人民币；瑞方则由瑞典制药工业协会的5家公司组成法人团体“康索辛”，共同出资400万美元，刚刚加入的瑞典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合作基金会出资200万美元。换句话说，双方的股本比例是50%：50%，完全对等——既不是当初中方希望的60%对40%，也没按外方希望让他们做大股东。
“这是我们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25年之后，当年参与合资谈判的杜保中、金蕴华等人还是十分自豪。
当年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由国家医药总局负责谈判的外资药厂，除了第一家开业的中国大冢制药公司之外，大抵都经历过相近的曲折、反复和拖延。其中既有第一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更因为在选择“合资”企业时，政府部门不折不扣地以邓小平定下的“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管理”为准绳，对每一个要求进入的项目筛选得十分严格。虽然从中央财政到百姓腰包都穷得叮当响，但这个在受封锁和孤立中自我发展多年的国家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念深入人心，有着太强大的民族自尊。哪怕在不得不折服于西方的现代科技成果时，人们仍然本能地坚持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与多年之后，中国人完全服膺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有意识地致力于“国际接轨”、加入世界大合唱的做法，完全不同。
代表国家医药总局出面的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在80年代前期引进的外资药厂共有5家：大冢、华瑞、上海施贵宝、西安杨森和苏州胶囊。相较于后来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大小合资、独资药厂，这些被称为“老五家”的药厂项目，合资谈判的参与者并不相同，对国际通行做法也都不太熟悉，但他们在谈判初期所坚持的条件却大体相同：其一，合资股份要以中方为主，由中方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股东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其二，外方公司有义务转让、合资企业有权利在一定期限内得到外方公司的新产品生产技术；第三，外方要帮助企业完成产品出口；……
中国的第一部《合资经营法》只规定了外资所占股份比例的下限不低于25%，上不封顶。法律的制订者最担心的是外国人不肯拿出钱来，却不知道真正的麻烦是：这些有钱的外国佬们比中方更希望能在新企业里说一不二，投入更多资金以保证自己的产品技术和管理权不受侵犯，同时也换取更多的利润收益。
“在中方看来，双方联营就应该平等，我不想做老大，但要和你平起平坐，中方至少要达到50%至60%，否则就不干。这成了谈判的焦点。”当时担任国家医药局局长的齐谋甲这样回忆。
这条件让许多外国公司“想不通”——他们拿着专利技术和充足的资金，找了一块地方造间工厂，却要让对方唱主角；也“行不通”——对于那些上市公司而言，不是企业大股东就意味着不能将这块收益归入其业绩。这样的引资谈判难免一波三折。比利时杨森制药公司的创始人保罗·杨森医生在“文革”后期来到中国，很早就有合资建厂的想法，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也态度积极，但就因为“以谁为主”的问题和争议难以解决，拖拖拉拉了好几年。最后还是陕西省承接下项目，打破了僵局。1985年，西安杨森制药公司成立，很快，就凭着吗丁琳、达克宁等OTC药品广为人知。陕西省不是大股东，倒也赚得盆满钵满。稍晚一些启动谈判的天津史克、上海施贵宝项目，中方也没有再坚守“占大头”或“平起平坐”的要求，外方所占股份比例，一个是55%，另一个是52%。原因很简单：其一，掌握着药品生产技术的一方在对峙中更占上风；其二，缺钱。对那些跨国企业只是九牛一毛的项目资金，却足以难坏、愁倒贫寒窘迫的中方。平等，很多时候是要以雄厚实力为支撑的。
谈判时的艰难和坚持，让这些最早进入中国的合资药厂赢得了高起点和良好的合作发展空间。“老五家”和早期建立的其他合资项目至今仍是中国最为成功的一批制药企业，成功率远远高于后来建立的许多合资或独资药厂——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开设的企业“走麦城”的案例并不鲜见，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还会提到。医药行业的特殊性，使得它不可能像其他行业如电子类那样以同一产品打遍天下，“放之四海皆准”。中国药品管理体制以及地区差异性巨大的医药市场，都使得与本地医药界和本地文化的良好结合，成为营销成功的重要条件。
中瑞之间的合资药厂项目，正是“老五家”中间极少数最终实现了中外股东间的“平起平坐”的范例，50%对50%，这样的“平等”日后曾让企业发展多走了不少冤枉路，但在1982年，那份最后定稿的可行性报告和合资合同，都堪称当时合资项目中的完美之作。除了投资金额、比例，在有二十一章的厚厚合资合同里，还有很多细致的明确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由“各方选出四位董事，二位替换董事组成，董事长从中方—名董事中任命，副董事长由瑞方一名董事中任命”；总经理部成员中，两名副总经理也由董事会任命，“若乙方推荐的人员担任总经理，甲方推荐的二名人员将担任副总经理。若甲方推荐的人员担任总经理，则乙方推荐的二位人员担任副总经理，反之亦然”；开工生产后，“双方应继续不断地向其提供技术”。在提供瑞典与中国首创药品有关的技术时，最终的决定权留给了新公司：（股东方）“表示愿意转让某项瑞典首创药品在中国生产并在中国及共同选择的国际市场销售的权力时，公司可以在十二个月之内决定是否要获得这个权力”；合同里甚至还有“工会”的位置，强调“工会是中国职工的群众组织”，用来“团结和教育职工搞好本职工作”、“执行劳动合同”、“安排职工福利”，同时也用来“保护中国职工的合法权益”；中国职工的工资“将按董事会的意见由总经理决定。其工资水平一般相当于无锡地区中国企业同样工种工资的120—150%”。
1982年9月15日，在北京颐和园听鹂馆举行的签字仪式上，中方股东——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江苏省医药工业公司、无锡马山工业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瑞典制药工业康索辛的五个成员——阿斯特拉有限公司、菲令有限公司、浮洛森有限公司、卡比·维切姆有限公司和利奥有限公司——在合资合同书上签字。在场的瑞典代表一律西装革履，中方的男性代表则全都穿着深色中山装，虽然不够崭新和挺括却足够庄重，只有坐在中间位置上的国家医药局副局长高惠如女士穿着小翻领的西式外套，配上一头银发和满脸笑意，让人印象格外深刻。
这份合资合同还要层层呈报，获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批准之后才能生效。整整两个月后，11月24日，他们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批文，中国医药工业的第二家外资药厂才算正式诞生。
就像第一家谈判成功的大冢项目被冠上了“中国大冢”的“大名”一样，这家刚刚诞生的合资企业已命名为“华瑞”，中华的华，瑞典的瑞——远远超乎普通的中外公司之间的合资行为，更像是代表了两个国家的带着外交意义的合作，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举案齐眉。以后，在与国际市场“接轨”时，它更多使用的是其英文标识SSPC（Sino-Swed Pharmaceutical Corp. Ltd. ）。在中国，这正是一个凡事仍要掂量其政治价值，注重象征性、关心“意义”大于实际利益的年代。华瑞可谓生逢其时。在它之后，医药业的其他合资项目大都以企业所在地命名，比如中美合资上海施贵宝、中美合资苏州胶囊，即使它们的中方股东仍是“国”字号，即使它们的投资规模更大更引人关注，比如杨森，这家投资高达2.9亿元人民币、经营规模在很多年里都称得上是中国医药合资企业旗舰的公司，虽然一早就将总部和市场销售部门设在了北京，她却依然只能称呼自己“西安杨森”。而那些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则大多将他们的独资或者合资简单地标上某某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的字样，方便直捷，企业归属十分清晰，让人一望而知，这不过是某个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中的一步棋，虽然摆在中国土地上，却没有独立的存在意义，不会有落地生根式的滋养和发展。
华瑞不同。这样的命名方式自此不再。而按照中国人对易经、风水之类的研究，以及“名正言顺”一类的儒家伦理，名字对于一个人、一件事的未来发展与走向将会产生某种影响，微妙的影响。这影响，在人，可能是性格和命运；在一家药厂，则可能是企业文化和际遇。
抛开政治意味，仅以汉字以形会意的特性来看，“华瑞”实在是一对十分典雅、端正又平和、吉利的文字组合，“华”让人首先联想到在中国代表了传统、尊严和吉祥，外表简洁有力又华丽大气的华表，“瑞”更是祥瑞的好兆头。
不过，这个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春里早早到来的“好兆头”，未来的命运真能像它的名字那样吉祥美好吗？
只恐怕，在乍暖还寒里上路的早行人，注定要比别人多打几串喷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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